在《东京审判》的热度差不多过去之后，我看了这部影片，由于没抱太大希望，因此也谈不上有何失望可言。但我还是想分析一下这部影片，因为它的特殊意义。

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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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片之前，有朋友极力向我推荐此片，我还差点到影院去观看。但当在家中看到此片时，我十分庆幸自己没有进影院，不只是由于影片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更因为影片频繁的“切”经常使整个画面变黑，坐在电脑前的我尚感觉不舒服，足以想象坐在超大的银幕前的感觉，影片的导演让我想起了以前家里那台在换台时没有画面停顿功能的电视机。

但导演似乎并不在乎观众的感觉，频繁的切换似乎成了他的杀手锏，在故事讲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切”了之，使整部影片极为散乱。像曾江审问那个小偷的时候，本来就是两个人对话，虽说距离太远难以采用正反打，可也不至于在这之间加上明显的切换啊，画面黑过之后出现曾江的镜头，我还以为他又要询问别人了，没想到小偷先生还要慷慨陈词。

更严重的是，导演不只是在讲不下去故事的时候进行切换，在影片情感马上就要到达高潮的时候也要来这手，在英达扮演的律师提供九一八事变证据后，本来可以将被告无言以对的神态展现出来，让人解解气，没想到导演只是给了对方一个不到半秒的镜头，然后匆匆切走，似乎生怕观众为英达的精彩陈述而叫好。

旁白

记得徐静蕾在说到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来信》的时候，发现电影的旁白太多了。虽然我对徐才女的导演水平并不是特别认可，但很认可她的这种感觉。电影之所以为电影，就是因为她要用光影讲故事，而不是旁白，像《阿斯匹林》那样的作品简直就是朗诵MV，根本不能称为电影。王家卫的电影有时会有旁白，但你可以感到那旁白确实是电影人物心中所想，而不是编剧和导演硬加上去的，这就是用旁白为镜头服务和镜头为旁白服务的区别。

说到《东京审判》，以上二者皆谈不上，基本就是在不知道怎么表现的时候用旁白顶上。影片中在有旁白的大多数时候，除了空镜头就是和旁白内容不大相关的镜头，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这旁白是谁说的——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应该是梅汝霖说的吧？可在旁白中讲到“在东京没有欢乐”时，画面上却出现了梅汝霖在酒馆欢笑的镜头，难道旁白中的话只是梅汝林说给别人听的煽情话语？

情节

一个那么好的题材，却在整个过程中难以显现出戏剧张力，不得不说是编剧的无能。

在我国许多近代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经常出现呆板到虚假的台词，这已经为广大中国观众见怪不怪。《太行山上》是我近期见过的最为明显的例子，我在看到一些将领说话时，总在怀疑影片的编剧是不是弄到了一本中学生的近现代史课本。而《东京审判》的开始部分，朱孝天和他的日本朋友对中日战争的回顾，也显然犯了这个毛病，难道那些编剧平时说话也都用那种历史教材似的语言？

除了台词，影片在许多关键情节和细节的处理上也难以令人满意。比如，在梅汝霖说出想要自杀的念头之前，影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铺垫，还没让观众感受到他的难处他就想要自杀了，不得不令我对曾江所说的“懦夫”评价表示赞同。

再有，很明显，影片中朱孝天和他的日本朋友的支线情节是非常失败的。在美国电视剧中，多线发展往往是制胜法宝，但中国的影视剧制作者们往往不谙此道，总是把一些支线情节弄得很滥情，让人见之生恶。本篇就是典型的例子，煽情的失败让人很难对剧中几个人物产生感情，白白浪费了我比较欣赏的曾志伟。而最后朱孝天抱着女友呼喊和痛哭的时候，我没有剧中人那样的伤心感觉，只是在奇怪他为什么不赶紧找医生。

梅汝霖最后说服各位法官的戏本来应该是影片的高潮，但却成为了影片另一大败笔。整个劝说过程就像是一个和被告有瓜葛的陪审团成员在游说其他陪审员，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个法庭的公正性，就像开始时日本方面辩护律师所说的那样。我自然不是汉奸，但我对这段台词产生了质疑，因为我感到它的情感成分太多，缺少理性的思辨色彩，这段台词中国人也许能够接受，可外国人呢？他们相信自己国家的代表会被这样一段话而轻易说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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