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德昌死了。就在几天前，这位台湾新电影的旗手，在59岁的年纪，在大洋彼岸，死了。

当我得知个消息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牯岭街》中小四那双敏感的眼睛，这双眼睛从中学时代便一直深深影响着我，而今，它的创造者，就这么，在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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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众多台湾电影大师一样，杨德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步入影坛，与张毅、侯孝贤、柯一正、陶德辰一起开辟了台湾新电影的一段美好时光。在创作实践中，为了个人历史与台湾历史双重真实的需求，这批创作者不约而同采取了疏离或者静观的表现手法，戏剧性大环境的省略，画面纵向深度的开掘，长镜头的运用，含蓄安静的表演方法以及具有较强实感的音画配合等等后来对于台湾影坛影响深远的创举均由此形成。

但杨德昌与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其他导演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侯孝贤的电影乡土气息较浓，这与其在台南成长的经历有关；杨德昌的影像则锁定在台北，牢牢掌握着这个城市的脉搏。侯孝贤的电影一向情节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杨德昌的电影则复杂许多，外延和内涵都很丰富。侯孝贤的电影节奏十分缓慢，镜头的切换也非常少；杨德昌的电影节奏要快许多，镜头的切换也多很多。侯孝贤的电影象是一个宽容的长者，温和而仁厚；杨德昌的电影则象一个尖锐的社会评论家，激烈而深刻。

安东尼奥尼说过：“我从不解释生活，我只展现生活。”杨式风格无疑是这句话的极好注脚。杨德昌的镜头，理性冷静，不动声色的记录着都市人生活的每个细节，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展现给观众他所看到的一切，使当代社会的问题一览无余。细细品味杨德昌的电影，就像阅读一出出的城市寓言，平淡之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安谧平静的影像下隐藏着的是一股内在的激烈冲突，现代都市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人们深深的感慨与思索。

杨德昌一直在用儒者的思维考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种种困惑，而他自己也在努力寻求着合适的解决办法，并通过影片中的某些特殊人物将其表达出来，如《光阴的故事》中的阿芬，《海滩的一天》中的佳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恐怖分子》中的李立中，《麻将》中的红鱼，《独立时代》中的琪琪，《一一》中的简南俊，每个人都是在生活的夹缝中左右摇摆，并在摇摆之中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所以杨式作品总是或多或少的透露出一股说教的味道，这也是不少人垢病杨德昌的地方。但我却非常欣赏这种说教，因为这并不是那种苍白无力的照本宣科，而是一位儒者在阅尽人世百态后领悟到的人生感受，用心聆听一下，总会受益匪浅。

这就是杨德昌，一个冷静的叙事者，一个生活的观察家。也唯有他的那份冷静，那份隐忍，深深打动了我，才使我在不谙世事的中学时代，只看了一部《牯岭街》，便被他深深地吸引。片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与我是那样的相近，在灰尘里奔波翻滚，在骄阳下眉头紧锁，对着镜子不露声色，在星空下放声高歌，多么真实的感觉，多么现实的生活，就这样被他完全地再现银幕，就这样让我深深的着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一闭眼便闪现出眷村那幽暗的灯光，坑洼的甬路，稀疏的竹篱笆，和小四那双倔强敏感的眼睛，那双眼睛默默承受着一切生活的伤害，一切幼稚或高明的欺骗，只等待着最后的引刀一快。它就这么望着我，望着我走出每一步，望着我平静的走过了整个的中学时代，甚至在今天，在某次午夜梦回时，或某个迎风伫立处，于万千人之中，蓦然投来深邃的一瞥，让我一身冷汗，思绪万千。

我就是这样，在光影的交错中，拼凑回忆的碎片，在别人的故事里，体味自己的心情。而一部《牯岭街》，让我体味了好多年，以至于后来看《一一》这样的圆熟之作，反而有点不适应那略显明快的调子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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