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从目击者对三位当事人的陈述所产生的困惑开始的。由于对三位当事人陈述的困惑，「这怎么可能？三位当事人的陈述都不一样，这怎么可能？」从而把观众所认定应该关注的视线转移了：从发生的事故转移到了众人的辩词。事故无疑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做为生活中的事实往往就是这样。人们在为生活中的是非原则论断的时候，又只能把目光聚焦在感官所及的范围，而无力追及更远，远至人类最初的背景和前提。黑泽明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在人们后天设定的出发点上，人类生活中的目的已经被生活中人类的目的所取代了。仅仅说人是目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目击者的困惑把另外两人也引入了同样的困惑，三个人的对话最后就像苏格拉底的问题一样越辩越糊涂。事实重要吗？事实固然重在，用现在的科技手段，验证死者的创伤，再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找出凶手应该并不困难，问题在于杀人的真相！为了目的互相残杀的真相！是人类的生活还是生活的人类，实际涉及的是生活的真相！生活的人类是事实，人类的生活是真相。黑泽明让人们把注意力从事实转移到真相上来。人类无法摆脱行为的事实，人类仍然需要语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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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可以追述人类的历史，主权的设定，边疆的划分，观念的渗入，市场的占有，本土的殖民地，异国的移民潮，……残害犹太人、南京大屠杀、马岛之役、海湾战争、柏林墙、科索沃……，改宗、叛教、启蒙、反思……，建制、改制、教条、修正……。人们各自以自己后天设定的起点用事实唯是代替实事求是。难点在于事实和真相交合在一起，生活的人类与人类的生活是复合的概念，人们的观点是一个移动的起点，语言是无形的变数。科学和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不等同于可以受意识形态役使为少数人利用的科技，科学自身即包含了意识形态，科学就是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就是语言的形式，艺术就是形式，是确定无形变数的形式，让人们寻找真相的形式。它不是一个内容的真实而是一个主题的真相。科学是人类最具体的实现，艺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事故的当事人和目击者每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强盗对自己当著别人丈夫的面对妇女所行的暴行不以为意，并且拿走了死者的长刀在集市上换了酒。当他由于身体不适倒在地上被捕役捉到以后，他对捕役说他是从马上掉了下来才被捉往的这一说法却很是在意，认为是受到了侮辱，一个大名鼎鼎的江洋大盗似乎不应该轻易地从马上掉下来。同时他对自己松开对手身上的绳索，在与对手决斗中杀死对手的做法很是得意，这样说起来比较符合游戏的规则。他还对自己在匆忙之中忘记了拿走那把短刀去换酒而懊悔不已。人应对什么负责，是律法还是规则？作为那位年青的女性最在乎的是事故之后她丈夫的态度，她无法忍受那种轻视的眼光。命运不该是某人的过错，为什么要轻视我？至于那位死者所在乎的是女人的犹疑引申的受骗意识。受到欺骗之后一切还有没有价值？规则的束缚，世俗的偏见，存在的困惑，组合了事故的结局。还有那位目击者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证词？他在乎的是什么？人是事态发生的目击者，人要为发生的做一个见证，否则人仅仅是一个没有形式的发生。形式就是生活的方式和语言的变数，是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本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更好似一场没能渗入形式之中的「局外人」的误会。

　　事故的结局如此，整个电影的结局则是由一个弃婴引起的话题。在罗生门邂逅避雨谈天的三个人正在为事实和真相困惑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他们发现了一个弃婴，生活是由事情组成的，又一个事情开始了，每天都有事情发生。那位过路的农民首先发现了弃婴，他毫不迟疑地扒下了围裹婴儿的包被和婴儿身上的外衣，其余的两人当然要制止他。这时过路的农民振振有词的说，我有什么错，这位孩子的父母都把他扔下不管不问，我们又能做什么？然后，他指著那位樵夫说，你刚才还为那件发生的事故作证，你为什么不提到那把短刀？强盗忘记了拿走它，现场又没有发现它，是不是被你拿走卖掉了？你为什么不说话？问完这话之后，那位过路的农民拿著到手的物件连说带笑的离开了。这时天已放睛。那位出家人怀中抱著婴儿，那位樵夫面带悔意沈默著。犹豫了片刻，樵夫把手伸向了出家人怀中的婴儿。出家人说，难道你连婴儿的贴身衣服都不放过吗？樵夫说你误会了，我想收养这个弃婴。这就是电影故事的结局。猜测、怀疑、误会、谅解……。人之何为？自感粗俗丑陋却又想高尚遮掩的人类怎样介入发生在面前的事情？是做为事情本体的发生还是做为事情发生的本体？是生存还是存在？一切善行是不是能赎去人类的罪性？人类的罪性是不是可以阻止一切的善行？望著樵夫步履蹒跚的背影，真不知说什么好，人类已经卷入了事情之中，一不经心就褪去了伪装，是是非非的分辩遮掩了实实在在的发生。是发生的一切让人们违背了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