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第三次寻找”望月”乐队是一次离家出走的行为。这时他的身份已经通过他的独白交代清楚。他在京郊的平房离寻找着。破旧的平房，狭窄的街道，成群结队的朋克打扮的青年男女。而在一家音像店他终于受了点刺激。当他在一堆盗版CD中寻找自己的乐队”墨西哥跳豆”（他自己认为很红）时，老板告诉他：”红不红可不是自个说的，我这人民商店有卖他翻版的，那才叫红。’人民当家作主’啊。”而他在父亲的一次小酒会上彻底地醒悟了。那会他的父亲向一干什么只谈喝酒的部长局长介绍Michael的时候，一个官员问：”大哥星叫什么？”而另一个官员说：”嗨，喝酒吧，反正不叫刘德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一个不入流的歌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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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有种豆，会跳的。在中国我不知道，都给吃了吧……”是文化背景产生的冲突吗？在走穴的时候Michael问平路：”北京摇滚的特点是不是’狠’？”平路说：”北京摇滚的特点是’穷’！”随后平路反问Michael：”香港摇滚的特点是什么？” Michael一时语塞，后来说：”香港没有摇滚。”

香港确实没有摇滚。摇滚乐产生的基石是呐喊和愤怒，而不是无病呻吟的”痛苦”和矫揉造作的”爱情”。香港弹丸之地和浮华的都市气息不会有产生摇滚的土壤。其实Michael在否定”香港摇滚”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和”墨西哥跳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影片结尾，他给杨颖带来”墨西哥跳豆”的时候，一颗豆子掉到了地上，被人踩碎，杨颖终于发现里面是条虫子。Michael并没有发现，而杨颖悄悄地将破碎的豆子和虫子扔进了花盆，而且继续饶有兴致地在看跳豆–原来墨西哥跳豆只是一种说法，因为里面的虫子它才会跳。在这部片子里，墨西哥跳豆就是Michael本身的象征，他的表面和内心有很大的反差，而他自己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反叛，直到斗殴事件的出现，直到结识了”望月”乐队，接触了北京摇滚–借助这些外力他才能认识到自己深藏内心的反叛。这是一个完成自我发现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北京乐与路》也是一部表现Michael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的影片。

再来说说平路和他代表的北京摇滚圈。他们的理想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传达自己所谓的愤怒和挣扎；而他们却常常为生计所迫，违心地唱口水歌。比如在电影开头，平路和”望月”乐队跟酒吧起冲突是因为酒吧的老板关了他的麦克。那时他唱的是”子曰”乐队的《瓷器》这首歌里引用了曹植的《七步诗》；而在走穴过程中，”子曰”的另外两首歌《你也来了》和《光的深处》相继出现。而此时受众的不认同实在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农民抱着因为听了摇滚不吃食的猪来索赔，另一个农民跟着一边的大屏幕在练太极，堵着耳朵的小孩子，还有扔上台的各种杂物–吵闹着要平路下台–他们喜欢的是《纤夫的爱》，还有杨颖她们的艳舞。走穴没有错，不过实在是没有受众。《光的深处》这样唱道：”我想到光的深处，那里可有风吗？”这是平路的理想，他想要揭示所谓生命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他逃开父亲为他设计的前程，也是试图摆脱自己的命运–他不想当火车司机，接他父亲的班–而这终于换来一句父亲的评论：”玩摇滚总比当土匪好吧。”平路不想与现实妥协，而他的音乐又与受众如此隔膜–这也是中国摇滚的症结所在，硬伤所在。摇滚不是普洛艺术，但摇滚同时也不能自绝于人民。中国摇滚的受众在哪里？少之又少。高中和高校的部分学生（而且绝大多数是男生）和部分白领，以及其他的一些青年人–基本没有30岁以上和15岁以下的人，而且只是这个年龄层所有人的很少很少一部分。太少了，真的太少了。但如果摇滚真的成为一种老少咸宜的音乐形式的话也会令人觉得很奇怪–这就是摇滚的宿命吧，注定不能取悦所有人而只能为少数人所激赏；摇滚乐手不是为了名声或利益而存在–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理想。